【迷失與惘然：抗爭者放學後的必修課】

*圖片為虛構想像，並非受訪者真實容貌。

失去是很多抗爭者的課題，伴隨著追求公義和理想，在觸碰到目標之先，我們必然地會失去很多。阿榕的故事很簡單，簡單得很複雜，一句就可以寫完，「一名教師因抗爭被釘牌失去＿＿」，原以為空缺應該填上「工作」、「教席」或「前途」，惟與阿榕訪談以後方明白，他失去的，實在難以用兩字概括，或許所謂的同路、同行，第一步就是了解他們一路走過來的路徑。

【失而不解　去而不悔】

作為一名熱愛教育事業的教師，阿榕從不把教師看待成一份職業，「當你真係鍾意做一樣嘢嘅時候，你唔會計較得失，只想做好件事」，為了讓學生有最好的課堂體驗，工作至凌晨三、四點，努力準備額外教材，甚至周六自願回到學校無償工作，阿榕從無怨言，「雖然好攰，有時真係攰到隻狗咁，但我好滿足。」這是整段訪問當中，阿榕唯一帶著打從心底微笑的回應。

然而，這份熱愛並未能阻擋命運無情的襲來。在2019年，與很多香港人一樣，阿榕走上街頭，也與許多香港人一樣，阿榕被捕了，其莫須有為「暴動」，一個香港人不知不覺間習慣了的「普遍罪名」。阿榕沒有著墨太多去形容自己被捕的過程，「可能我跑得慢啦，畀人撳低」，他的輕描淡寫讓人有一種「早就預咗」的錯覺。

阿榕彷彿沒有因為被捕而太過難過，他最難過，最憤慨不平的是接下來的後果。「講真，畀人拉我唔係冇諗過，腦海中想模擬過好多次，至於冇得再做老師，理性上當然諗過，但有啲事情到你真係去面對，係完全兩件事。」阿榕收到了來自校董會的通知，為了維護學校的名聲，又也許包括來自制度的壓力，他必須於極短時間內離職，「話唔難過就呃你，但最難過，最唔捨得嘅都係班學生。」

【獄中收釘牌信　謊言背後的孤寂】

在保釋候審期間，阿榕另覓了一份文字工作，雖然工資說不上高，但對於需要為未來「籌謀」的阿榕來說，「係嗰個情況有份工做已經好好。」

「暴動罪」在新香港定罪率之高相信不需要在此詳述，阿榕也從沒有抱有過僥倖心理，而是做好準備。「我唔敢同屋企人講自己畀人拉咗要坐監，所以講咗一個『善意嘅謊言』，我話有個好難得嘅機會，可以去外國進修，會離開香港幾年。」為免家人起疑，阿榕在入獄前做好準備，定期「匯款」予家人作「家用」。理所當然地，阿榕在獄中也無法獲得來自家人的支持。

在獄中，阿榕如期收到來自教育局的「釘牌信」，意味著在可見的將來，他都無法再重掌教鞭－－他那夢寐以求，願意傾出所有，為之奮鬥了多少歲月方才取得的教席，在那一瞬間化為飛灰，「我早有心理準備，但收到信嗰刻，心情仍然係難以平伏，生命嘅一部份好似冇咗咁。」

「上年，我終於『放學』。」惟累加的司法支出、近兩年的「家用」，再加上獄中物資，幾近耗盡阿榕的儲蓄，「唔係講笑，我銀行得返$147，撳錢最多都係撳得一張一百蚊紙。」

【重拾生活的碎片　重拾碎片的生活】

沉重的經濟壓力成了阿榕「放學」後的第一個大課題，在「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」的支援下，加上舊公司提供一份支取日薪的文字工作，再搭上朋友介紹的補習兼職，勉強能夠生活下去。雖然薪水微薄，但對處於「手停口停」的他來說實在停不下來，「星期一到六都要努力返工，之前啲積蓄用晒，而家要處理好住宿、交通、三餐，真係做少日都唔掂。」

雖然工作繁重，阿榕仍會盡其能所抽身出任「旁聽師」，也許是一份責任，又也許只是一種不可力抗的習慣。

「比起好多同路人，我已經算好好，叫做有份工返，後期份日薪工亦變咗做長工，雖然人工唔高。我識好多被判同樣罪名嘅朋友，出到嚟搵唔到長工，只可以依靠支援同散工度日。」的而且確，許多公司在了解到求職者為有案底人士，更甚為「政治犯」後，要考慮或保留的事情就變多了。

「好多人都會話出到嚟有嘢做已經好好，做咩都唔緊要。」阿榕忽然哽咽起來，「但我唔認同...」人生轉換職涯跑道是平常的事，「但當你只係做咗正確嘅事情，就被褫奪原本嘅專業，被逼去改變跑道，咁就係另一回事，有時會覺得自己而家係變相被扼殺緊時間咁。」

也許是教師的職業本能，阿榕一直娓娓而談，直到這一瞬間，他停下來，擺弄了一下眼前的咖啡杯，頃刻間，他的眼眸有一道光，名為唏噓的餘暉，帶著不甘、不忍與不悔。起初，你會很容易以為他的不甘來自經濟壓力，或穩定的工作，但只要用心傾聽，直視眼前的阿榕，你會發現，那份沉寂，是屬於與夢想失之交臂之人的吶喊。

2019年後以後，很多香港人都有所缺失，阿榕所缺失的，除了是青春寶貴的兩年，更讓他遺憾的，是教師的身份－－也是他的召命與夢想。

「而家嘅工作對我嚟講只係謀生，我無法再好似以前咁熱情地投入工作，我知道帶住案底好難再搵到同教育有關嘅工作，亦有好多專業都做唔到。」臉上寫滿無奈的阿榕嘆了一口氣，「但願呢個只係一個中轉站，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繼續進修，搵到另一個自己想發展嘅方向。」儘然現階段的他馬不停蹄地工作也僅能糊口，遑論有任何的剩餘資源去進修，阿榕還是等候著歸期，屬於他另一段夢想的歸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