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在真實與安全之間：我們還能怎樣寫？》

||人物專訪還有沒有必要？||

政： 細葉榕的人物專訪做了這麼久，你們覺得還有沒有必要繼續？寫得太真實，當事人可能出事；改得太多，又未必能真正紀錄這個時代。如何在紀錄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？

V： 我們做人物專訪有兩個目的：一是紀錄時代、留下口述歷史，理想上當然越真實、越詳盡越好，但現在的情勢並不允許；二是維持細葉榕的曝光，以經營社交媒體的角度，定期推出人物故事。兩者不能兼得，未來必須決定何者優先。我們去年也討論過，除了安全考量，到底是煽情、吸睛重要，還是完整、真實重要？始終要選一個方向。

過往的傳媒做法通常是乾脆不寫，或者改名、抽走部分情節，而不會改寫，因為改寫了就不是新聞。現在卻必須改寫，否則人們根本不敢受訪。我不反對這樣做，但也必須承認這並不完全是在「紀錄歷史」。

G： 我不是傳媒出身，沒有受過相關訓練，所以包袱不大。我曾經試過一次寫兩稿：內部版本是紀錄歷史，外部版本則模糊細節。但那次是因為我和受訪者本身很熟，所以才有心力這樣做，其他訪談未必有這個條件。至於目的——細葉榕已經很窮，希望阿政出糧給我的時候不要蝕錢。

政： 人物專訪起源其實是家書。當時有家屬分享家書，我們會手抄他們的筆跡。但即使這樣做，懲教人員還是會知道，所以只好改寫、混合或創作某些內容。

V： 回應剛才講的「包袱」——我不是抗拒創作，我自己也做過。當時我有註明是「幾篇經歷整理而成」，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定位清晰，讓讀者知道改編幅度有多大。

我討厭寫兩個版本，因為其中一個版本一定會很難看。比較理想的做法，是把錄音或訪談稿先保存，將來有資源時再整理；出街稿也可以記下改了甚麼，至少日後還有線索追溯原始紀錄。當然，始終不免有殘缺和拉扯。

政： 我們正準備把這些故事結集成書，但如果把它標榜為「歷史」，又不完全準確，因為我們處理的是受壓迫者的真實經歷，出於種種考慮，卻不得不作出改寫。

反過來說，這些改動本身——包括作者如何取捨、處理和重新演繹資訊——其實也是這個時代的一部分。我希望書裡能呈現紀錄者的掙扎和關懷，因為這些稿件不只是在保存事件，也包含了我們對受訪者的愛。部分故事我們亦會再做訪問，交代他們後來的生活。

人們常說「毋忘歷史」，但我覺得，記憶本身沒有意義，在乎才有意義。如果只是記得某年某月發生過甚麼，那跟考試背歷史沒有分別。你要在乎那些事情怎樣影響過一個人，才會明白為甚麼這段歷史值得被記住。

|| 為甚麼願意做這份工作？||

政： 當初你們為何願意接受這份工作？稿酬不高，我脾氣也不好，寫起來要兼顧諸多考量，為甚麼還願意做？你們覺得這份工作如何？

G： 因為我當時根本沒有概念，甚麼叫合理稿酬，所以並不覺得薪水低。遇過更加喜怒無常的老闆，所以不覺得政脾氣差。而且我想讓自己的人生，跟倡議保持最低限度的連結。如果完全遠離香港，生活好像沒有甚麼意義。

況且我始終有寫作的慾望。中學時算是文藝青年，停筆多年，仍然覺得自己能寫。細葉榕給了我重新寫作的理由，諸多制肘反而成就一種走鋼索的技藝。每次文章出街，我都會一路 mon 住個 post。多人 liVe，甚至有人留言說寫得好，我都會很開心，還會截圖保存。

政： 我覺得 G 這個狀態其實很難得。我們已經好像鹿角被磨平一樣。因為做政治不可能沒有人討厭你，像出來選舉，總有選民不問因由地反對你。久而久之，我對讚賞和批評都沒有太大感覺。也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，即使有人稱讚，我很多時候也只是給他一個開心的反應，去肯定他們的肯定。

V： 薪水低不是重點。對略有經驗的人來說，大家都知道這是友情價。我最初為甚麼來，已經不太記得，可能是太久沒寫作，也可能覺得這件事有意義，加上當時很閒。接了才發現不是繼承舊業，而是百廢待興；好處就是我想怎樣就怎樣。

我雖然做過記者，但不是人物專訪出身，一直想向前輩學習，卻也只能從做重學。寫了兩年之後，開始覺得很多故事的情節很重複，尤其是「事件重塑價值觀」這類。我最怕的是寫到自己都悶，也許是我才能不夠，想不到連自己都覺得新鮮的做法。

和 G 不同，我基本上不看網友反應。除非政跟我說反應不好，我才會自責；有人稱讚，我反而會想：我是不是做錯了甚麼？以前寫政治評論，朋友跟我說：「沒人看才是正常。」所以我一直不太確定自己寫作的受眾是誰，也會想，究竟應不應該因應受眾去寫？加上平台差異，兩千字放 FacebooV 我可以看完，放 Instagram 我自己都懶得看。不過總體來說，我還是不太在意反應，除非是真的做錯了甚麼。

||愈理解，愈難抽離：紀錄者如何自處？||

政： 一直聽到一些很負面的事情，你們的心理狀態是否會受到影響？

G： 一兩個月才寫一篇，頻率不算高，所以對我的影響沒有很大。我本身比較負面，可能因此沒那麼容易被別人的負面情緒感染。大學做質性研究，也習慣了和報導人或受訪者保持一定的心理距離。可能聽起來有點冷血，但對我來說，理解一個人，不必然要代入他的情緒。

政： 我跟 G 比較不一樣。我的工作需要長期跟進個案，會知道他們後來發生甚麼事、生活有甚麼變化，也會和一些人變成朋友，所以很難完全抽離。當你一路看著一個認識的人經歷這些事，就不只是「聽到一個很慘的故事」，自然會比較容易共情。

V： 我同意一個月一篇的頻率不算高，但長久做下來，情緒和稿債都會累積。我們三個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：我和政當年已經二十多歲，經歷過雨傘運動，參與反送中的方式更爲直接。G 那時候才十幾歲，和我們的經驗不太一樣。對我來說，如果不能保護其他人，就是愧對自己。有受訪者描述被捕的情境，我那時也在現場。他坐牢坐了幾年，我卻僥倖安全。我不希望自己變得麻木，所以寧願減少接觸，加上工作繁忙，就慢慢少了做人訪。

|| 當報導本身可能造成傷害 ||

政： 出於安全考慮，很多真實情節都不能講，有生之年，我不覺得香港會光復，意味著歷史必然會有所缺失。如果要讓人真正理解這個時代，就需要精準呈現當事人的身心狀態，甚至一些很細微的意象——例如鐵閘、語言、紋身——偏偏這些細節越具體，就越容易指向特定的人，所以幾乎不能寫。

G： 有一位受訪者，在我寫的報導刊出之後，被國安沿著線索追蹤，糾纏不休。雖然素未謀面，我卻很欣賞和敬佩這位受訪者，下筆時也格外用心。但我越試圖詳實描繪他的面貌，就越可能留下更多可供辨認的痕跡。因此，我不免感到愧疚。

政： 你也不用太自責。他在選擇受訪的時候，已有預料可能的後果，事後也沒有絲毫怪罪。在保護受訪者的同時，我們也要尊重對方的意志和選擇。

||「記者」還是「寫手」？||

G： 你們以前曾經討論，我們應該叫「記者」還是「寫手」。V 認為應該用「寫手」，但我當時覺得這個稱呼很低賤。因為世代差異與環境劇變，我這一世人都不可能像 V 那樣接受以前香港傳媒的訓練，所以很自然把這理解成資格上的分別：明明做著相似的工作，我卻好像永遠不可能成為「記者」。這件事我一直耿耿於懷。

V： 這部分似乎有些誤會。我不是因為你沒有受過專業訓練，才說不應該叫「記者」。即使是我，也不會對外宣稱自己是「細葉榕的記者」。我們做的工作確實和記者有很大程度的重疊，但因為必須編造和扭曲部分事實，對我來說就很難稱之為「記者」。這是倫理考量，不是資格審查。

政： 我只是覺得「寫手」這個字比較拗口，一般人未必容易理解；相反，「記者」大家一聽就知道在做甚麼。

對我來說，寫手和記者沒有甚麼分別。甚至我深知，「細葉榕的寫手」是超出一般所理解的「記者」和「寫手」的，因為它有著獨特的時代意義。我們不是純粹替商業機構繕稿的寫手，我們紀錄的事情，有其人文和社會意義。況且，要在紀實與創作之間拿捏分寸，本身就極其困難，需要很高修為。

插畫：P

文：G

編：@mingyeung_