廚師手足遠渡英倫

街頭抗爭一道火延續餐桌上承傳香港記憶

「對你嚟講可能係過去，但對好多人嚟講，件事從未結束過。」

深夜，阿明剛下機抵埗海外，就馬上到家長屋（*讓手足暫時棲身的過渡居所）落腳。掌勺者為免有人捱餓，總愛多煮一點，冰箱不時有飯菜留下。第二天，他早早離開，直到午飯時間，大家打開冰箱，發現昨晚的飯菜已被昇華成一道新菜式，翻熱後餐桌上散發一陣鑊氣，飯粒上還留著微微油光。那是阿明早上出門前為眾人「炒埋一碟」的心意，庖丁卻沒未留低接受大家讚賞。

阿明從小熱愛烹飪，畢業後輾轉做過不少工作，最後還是決定跟隨心意，無懼高溫走進廚房學藝，成為一名廚師。「我喜歡那些可以清楚看到成果的工作，煮食就是這樣：眼前有材料，親手處理，然後變成一碟實在的東西。」他希望做的事能帶來實際改變，能讓身邊人的日子過得好一點。

烹飪如是，走上街頭亦如是。

2019 年，反送中運動爆發，阿明近乎無役不與。「我好早期已經畀警察上門拉，佢哋要告我襲警，我冇話特別理佢，因為我真係冇做過。過一排就改告我暴動。」被控暴動罪後，他仍然站在前線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同時，恐懼也變得越來越真實：後期一旦再被捕，後果往往是即時還押，沒有轉圜餘地。

那年年底，警方再次上門，將阿明當場還押。案件接近一年後正式開審，他被控暴動罪。他不認罪，最後被判監四年。「佢（指警員）冇著制服，突然喺現場衝出嚟，我第一下以為係想襲擊人嗰啲。」2014 年傘運以來，他見過不少混亂場面，也曾目睹不明身份的人混在抗爭者中，突然動手製造混亂。他當時的動作，是下意識想保護身邊的人。

阿明被還押在高度設防的收押所，監倉內牆壁很近，空氣濁重。同期有不少手足儘管不算熟絡，彼此卻都知道大家存在。懲教人員對涉及社運案件犯人態度冷淡，甚至充滿敵意。阿明並不感到意外：「佢哋覺得我哋唔安分，鍾意挑戰規矩，會搞麻煩。」與以往常見的在囚人士不同，社運案手足談的是政治、制度、抗爭，也不熟悉獄中地下規則。當時有幾個手足曾絕食抗議不公，但大部分人選擇忍讓，畢竟肉隨砧板上，反抗只會換來更長的刑期。

阿明不動聲色，照規矩過日子，隨日曆一格一格地過。監倉裡，手足都會訂報紙。仍有《蘋果日報》時就訂《蘋果》，往後就改看《明報》。凡是懲教人員認為「具有風險」內容都過不了審查，整版被抽走。諷刺的是，報章版數越見單薄，牆內人越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「睇到 47 人案嗰陣，覺得好似大家犧牲咗好多，但換唔到啲乜。」罪咎、無力與失望，雜陳在心頭。

「有時朋友嚟探我，都 feel 到外面個氛圍變晒。大家都唔知仲可以做啲咩，亦都聚唔到人。鎮壓之後，好多抗爭時期嘅拗撬都浮返上嚟，裂縫愈來愈大，大家距離愈拉愈遠。」

即使回到牆外，阿明亦未覺自己真正重獲自由。國安大法猶如五指山，自我審查成了眾人生存本能，言語間自動避開敏感字眼，唯有以隱喻繞過。外面不時傳來重新拘捕的消息，判決不公、指控牽強，悲憤之餘，也只能無言以對。「好慶幸 19 年識嘅朋友，直到我出嚟都仲有聯絡。」但拘捕潮再起後，大家聚會時更謹言慎行，彼此都不約而同地保持距離。

這種小心翼翼的距離感，逐漸蔓延到日常生活每個角落。曾並肩過也許仍然做到心照不宣，同一時間，外頭則浮現另一種論調：「都過咗咁多年，仲講嚟做咩？點解仲要捐錢？」阿明語氣一沉：「對你嚟講可能係過去，但對好多人嚟講，件事從未結束過。」

他又反問：「面對入獄，幾多人真係諗過，自己會因為做啱嘅事而坐監？你點都冇可能完全準備得好。」在他眼中，有幸避過清算的人，更應該站出來，撐住那些為同一場抗爭付出更多的手足。

阿明自覺算幸運，出獄不久獲一間由同路人經營的餐廳主動邀請，給予他第一份工作。儘管餐廳菜系並非拿手，但基本煎炒煮切技藝未見生疏，老闆也願意給他時間慢慢上手，身邊又有社工朋友開導，一切看似順利。不過，他很快發現，最難過的一道坎不是生活本身，而是那條早已錯位的時間軌跡。「二十幾歲嗰陣，本身應該打緊事業基礎，結果好似畀人停賽幾年咁。」當時積蓄不多，想做的事，因為政治氣候變化，很多都已不再可能。看着同輩人生活漸趨穩定，他卻覺得自己被甩出常規的時間之外。再加上怕拖累家人，什麼都放在心裡，積鬱難解。他頓了一頓：

「我識嘅手足入面，包括我自己，冇人會計劃自己要坐監。我都唔係由細壞到大。」

故鄉不留人惟有遠去追逐新生活

「當你連為議題發聲的空間都冇埋，喺香港根本生活唔落去，因為已經冇尊嚴可言。」

阿明出獄時，社會已和當初判刑時完全不同。很多人選擇沉默，氣氛也更緊張。他明白，像他這樣曾被定罪的人，已經很難在這個新秩序下安身立命。

出獄後，阿明一度想過留下。他重新掌勺、嘗試適應，但很快察覺氣氛早已不同。那時他開始思考，是否還能在這裡生活下去。

隨着社會空間收窄，阿明知道自己終究無法留在香港。出獄後雖未再被正式起訴，但他始終感覺自己被「target」住，像活在傅柯筆下的全景監獄，一舉一動都可能成為秋後算帳的藉口。就連他最想做的工作也受到影響。最近有傳食環部門針對任何「有機會危害國安」的人士，無論是食肆從業員、供應商，甚至只是間接關聯，都可能導致餐廳被吊銷牌照。「咁我搵工，人哋會唔會因為咁有顧慮？」風聲令僱主產生壓力，變相增加了求職難度。

「當你連為議題發聲的空間都冇埋，喺香港根本生活唔落去，因為已經冇尊嚴可言。」

年初，阿明下定決心離港前往英國。原本計劃透過 BNO 申請，但因為有案底，程序繁複難以如期辦理。最後，他改以政治庇護方式入境，由港援協助申請。安頓下來後，他開始在細葉榕做義工，無論準備示威物資、佈置展覽、搬運器材，甚至籌辦興趣班，他都一一參與。透過這些活動，他認識到一批朋友，也重新接上那條曾經中斷的線。「身邊多數係香港人，容易搵到 connection，但感覺好似冇跳出 comfort zone。」政治庇護尚未獲批，他暫時無法工作，生活中的接觸面有限，也少了融入當地社會的機會。「下個月先有移民官 interview，幾時有結果都未知。」那種懸而未決的狀態，叫人難以安心，遑論計劃未來。

對於一些在抗爭後推出移民優惠、如今卻陸續收緊政策的國家，阿明坦言深感失望。「英國對香港係有歷史責任，BNO 計劃正正係承認咗 2019 年後，香港人已無法在原地繼續生活的事實。但嗰啲真正付出代價、坐過監、被迫離開嘅手足，而家先係放學潮，但啲幫助就唔再存在。」他提到，早期不少人靠台灣、加拿大的救生艇計劃成功入籍，但現在，這些曾經的希望之窗正一扇扇關上。

「當初話要幫，到真正需要幫嗰班人出現，佢就一腳踢走，幾諷刺。我明白一個國家要接收移民唔容易，但我亦冇辦法體諒。」

求人不如求己知易行難，但人人心中都有個理想中的香港。阿明想像到，那是一個獨立而多元的國家，人人重視平等，尊重他人。那時候，他只想做個普通人，繼續做廚師，照顧家人。「我相信人生而平等，雖然現實未必咁理想，但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呢個信念：每個人應該有平等嘅機會、肩負對自己同他人嘅責任、享有各種自由。」不過現在，未來仍懸而未決。「希望可以攞到身份，喺度安居樂業，繼續為香港做啲事。」在他眼中，英國的港人社群承載着一種責任：為無法再發聲的香港，保存記憶。

阿明想像十年後，如果一切順利，自己會有身份、有家人，還有三隻貓。「但要住 apartment，唔可以住 house，太大太空曠，貓會驚，佢連睇醫生都會縮埋一角。」他笑說。

開一間小餐廳，做 fusion 菜，是他理想生活的模樣。他想了想，又輕輕補上一句：

「暫時未有招牌菜，但十年後，應該會有嘅。」

圖：香港人

文：G

編：政